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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养结合

老龄化:一座城和一个国家的持久战



2018年春节,北京西城区金融街养老照料中心的空巢老人和护理员等一起包饺子。罗晓光拍摄


“采访我的时候请别惊动我的母亲,她刚从医院回来,医生叫她多休息。”记者不久前采访75岁的周幼马时,老人反复叮嘱。


老人的母亲——马海德夫人周苏菲,今年99岁。


长命百岁,是许多人的愿望。如今,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医疗条件改善,“长命百岁”越来越不是奢望,中国早已进入老龄化社会。


作为首都,北京更是“春江水暖”。截至记者采访时,北京户籍老年人口中,100岁及以上老人达833人。


北京的老龄化形势究竟怎样?北京拿出了怎样的应对举措?从北京这座特大城市,能看出一个国家怎样的“抗衰老”形势?


6月11日是中国人口日,7月11日是世界人口日,《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历时数月,走访北京市有关部门、养老机构、社区街道后发现:中国人口老龄化态势远比想象的要严峻,一场应对老龄化的“战斗”才刚刚拉开序幕,这既是一场“攻坚战”,也是一场“持久战”。


应对老龄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仅高度重视,而且拿出了顶层设计。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推进医养结合,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


“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巨大,养老任务极其繁重,在人类社会史无前例。”如此庞大的老龄人群,如此艰巨的养老重任,专家学者和受访人士普遍呼吁,应对人口老龄化,应该像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一样“攻坚”。




华方养老照料中心内护理员陪同老人散步,新华社马晓冬拍摄


“这样大规模的老龄化,全世界没有遇到过”

预计2050年三分之一中国人是“老人”


“我这里每天有好几拨弟兄来聊天打牌。以后养老咋办?我不想那些。”59岁的赵登芝家住北京昌平区阳坊镇四家村,从小患有小儿麻痹症,平时行走要靠拐杖支撑。对这位没有工作、与妻子离异的低保户来说,养老似乎是想都不敢去想的事。


在农村,像赵登芝这样对老年生活“不去想”的人不在少数。


北京市民政局局长李万钧说,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人口老龄化呈现两大特点,即“老龄人口增长迅猛”和“未富先老、未备先老”。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老年人口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24090万人,占总人口的17.3%,平均近4个劳动力对应1位老人。老年人口中,65周岁及以上人口15831万人,占总人口的11.4%。此外,失能半失能老年人约4063万人,认知症患者700多万。


从1999年我国开始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到2017年,我国老年人口净增1.1亿,其中2017年新增老年人口首次超过1000万。预计到2050年前后,中国老年人口将达到4.87亿的峰值,占总人口的34.9%,意味着将近每3个人就有一个超过60岁的老年人。



朝阳区老龄人口及养老服务设施分布网格图,受访者提供


北京是中国老龄化态势最具代表性的城市之一。截至2017年底,北京共有户籍老年人口333.3万,占全市户籍总人口的24.5%,其中65周岁以上户籍老年人口219.9万,占比16.2%;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占老年人口的16.72%,失能老年人口占比4.78%。


“没想到老龄化速度这么快!”北京市西城区副区长郁治说,西城区144万人口,老龄人口已达39万多,一年增长一万多。作为北京核心区的西城区,其老龄化形势呈现“数量大”“高龄化”的特点。截至2017年底,西城区老年人口占全区户籍人口27.1%,比2016年增长了0.6%,全区老年人数量相当于门头沟区人口总和。此外,8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数量占全区老年人口总数的22.3%。


“北京平均一天增加500多位老年人,其中80岁以上的120多人。”北京市民政局分管养老工作的副局长李红兵说,放眼北京,从2025年至2030年,20世纪80年代第一批独生子女的父母都将陆续进入70岁至75岁阶段,总数约为80万人。“这就意味着80万老人集体面对‘421’家庭人口模式。”


“发展迅猛,影响长远。”李万钧指出,到2048年,每三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老年人。如果提前从社会、家庭、个人等多方面做好准备,那么“老”将平稳且“有所养”,如果没有做好准备,应对老龄化将是一场艰巨的遭遇战,“从2018年到2048年,大约是一万多天,我们必须只争朝夕!”


“这是一件涉及家家户户的大事,完全靠政府,政府包不住,完全靠家庭,很多独生子女有心无力,必须走社会化分工和专业化服务之路。”北京养老行业协会会长倪浩华坦言,“复杂严峻的形势倒逼养老行业必须持续推动模式创新,持续推动资源统筹。只有乐人达己、全民行动,才能确保老有所养。”


在西城区,政府多举措应对人口老龄化,全力构建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互联网为平台、政策为保障的具有中心城区特色的养老服务模式。


以什刹海街道为例,辖区建有宁心园老年公寓、金秋园敬老院、华方养老照料中心、光华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等养老服务机构,通过不断夯实养老基础设施,为辐射居家服务创造条件。


2018年1月10日,由万科和北控联合运营的光熙康复医院正式开业,与怡园光熙长者公寓毗邻,组成整体的医养结合中心。


万科集团从2009年起在杭州试水养老服务,截至2018年5月已布局16个城市。


“目前我们在北京大约有5000张养老床位,计划今年布局1万张。”尽管北京万科从2015年起将养老作为北方区域6大转型业务之一,稳健推进,但是多年从事养老地产探索的万科集团高级副总裁、北京万科总经理刘肖坦言,养老地产业务做起来很难,一是经营性物业拿地成本高,二是缺乏规范服务的标准体系,三是养老护理学校非常稀缺。


“2040年以后,中国将拥有世界上顶部最重的人口结构。”梁建章,携程创始人兼董事局主席、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研究教授,最近刚刚出版《人口创新力——大国崛起的机会与陷阱》一书。他指出,“中国的老龄化问题比日本要严重,这样大规模的老龄化,全世界都没有遇到过。”


“人口老龄化是全球的共同挑战,相比较而言中国的形势更严峻,进程快、规模大且物质准备不足,表现出典型的未富先老和未备先老的特点。”泰康保险集团副总裁泰康健投首席执行官刘挺军说,最大的准备不足,是医疗服务供给体系没有结合人口老龄化趋势和需求有针对性地设计和调整服务供给结构。


过去,医疗服务以治疗为中心,国家支持和医保支付向大医院倾斜。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人群主要疾病转向慢性病和老年综合性疾病,更需要以保健为核心的家庭医生、养老照护、康复护理、精神心理、社会支持等服务,当前这些“院外”服务的供给还远远不足。


“如何通过支付体系引导医疗资源和健康服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医养服务体系的构建,还有一个过程。”刘挺军表示。




北京老年医院内为老人提供自动洗澡机。邰思聪拍摄


“把家里的床变成养老的床”

北京积极构建“三边四级”体系,推进居家健康养老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社区,78岁的陈益君老人每天都会往来于家和颐养康复养老照料中心之间。


陈益君的老伴张永禄因患帕金森病、糖尿病等多种慢性疾病,需长期卧床,“儿女雇了两个保姆在家都不行,有时候还得给上班的儿子打电话叫回来帮忙照顾,真的是伺候不过来。现在住进照料中心,看到都是像我老伴一样不能下床的老人,我也就每天过来照看,给护理员们减轻点儿工作量。”


在照料中心内,记者看到,大多数老人都属于超过80岁的失能老人,因家中缺少专业护理人员,儿女们不得不将老人送到照料中心照护。他们想不到的是,大部分老人住进照料中心后身体情况好转。


据了解,北京300多万老年人中,在家独居的占9.8%。2017年底,北京提出建立居家养老巡视探访服务制度,由街道乡镇委托指定就近的养老服务驿站、养老照料中心等开展服务。


69岁的朱阿姨住在西城区新街口东大街一个1988年开始使用的老旧小区,家中两个儿子因为工作原因看望老人的次数屈指可数。


儿女不能常回家看看,老人只能另寻精神寄托,朱阿姨就将情感寄托在小动物上,“十几年来我和老伴收养流浪猫、狗等小动物,我把它们当作孩子对待。”


社区居委会主任徐军介绍,对于这样儿女不在身边并且因身体原因生活不便的老年人,经过儿女同意后,送到附近的养老照料中心接受照料。朱阿姨表示,有照料中心护理员陪伴,感到十分踏实。


朱阿姨的例子,是北京近些年探索就近养老的一个缩影。事实上,为老有所养,近年来,北京市在无障碍适老化改造、建立老年友善医院、建设“三边四级”体系、医养结合试点、共有产权养老等方面,做出了诸多努力和尝试。


“把家里的床变成养老的床”,居家健康养老,是积极应对老龄化的重要方式。为此,北京市着力在政策设计和设施布局层面构建“三边四级”居家健康养老体系。“三边”指的是老年人的“床边、身边和周边”,“四级”指的是“市、区、街、居”四个层级的责任体系,让养老服务融进街道、社区,做好“最后一公里”服务工作。


2018年5月22日,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居家养老健康服务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自2015年市人大通过《北京市居家养老条例》后,市人大常委会坚持每年对《条例》进行执法检查、督促。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对养老工作的支持、监督,是空前的,更是持续的。”李万钧说。


为老年人建立健康档案337.05万份;为155.5万老年人提供包括免费体检在内的健康管理服务;每年为老年人提供出诊服务14.64万人次;为老年人提供诊疗服务近3000万人次;对符合相关政策的老年人免普通门诊医事服务费约2467万人次……截至2017年底的一组数据,印证着北京推进居家健康养老的铿锵脚步。


为进一步做好居家健康养老服务,北京一系列改革新尝试,正在实施之中:


北京市人社局在石景山区开展政策性长期护理保险,目前已完成两个社区的入户评定,5月份开始享受长期护理保险提供的护理服务,支付长期护理保险待遇,计划年底前实现石景山区内全面试点,届时48万参保人员中将有3000名左右重度失能人员享受护理服务。


北京市金融局牵头在海淀区试点开展居家养老失能护理互助保险,截至5月1日,个人参保已有480人。海淀区对1165名低保对象和4065名计生特殊家庭人员等政府全额补助对象的集体投保工作已办理完毕。今年2月起,正式启动护理险理赔试点工作,已有9位老人申请并享受失能照护服务。


今年一季度,通过自愿申报、区级评估、市级复核、综合评价等环节,北京市卫生计生委最终确定首批20家老年友善医院。老年友善医院将建立实施连续性的医疗、康复、护理和安宁疗护等服务,倡导对患者进行综合评估,利用多学科整合管理团队为患者提供个性化、有针对性的医疗照护。


北京市近年建立了巡视探访服务制度,主要面向80岁及以上的独居老年人、与重度残疾子女共同居住的老年人、无子女或子女不在本市的独居老年人等,通过电话问候、上门巡访等方式一周至少巡访一次。2018年,北京市拟巡访老年人不少于5万人。


“通过推进居家养老健康服务,延长老年人的健康预期寿命,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减轻家庭的养老和医疗负担。”北京市政府负责人说,“十三五”时期既是我国第二次人口老龄化高峰到来前的平台期,也为做好各项政策研究和制度设计提供了窗口期。


“居家养老健康服务处于发展阶段,还存在服务总量供给不足、服务质量有待提高、服务队伍人员短缺等问题。”这位负责人强调,各相关部门要下大力气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


“随着这些年的探索,在北京,市、区两级的养老责任体系已经形成,现在在‘攻’街道这一层,党委进行全面领导。”李万钧表示。


养老服务的“供给侧改革”

养老社区、医养结合、PPP、共有产权、农村幸福晚年驿站……北京养老服务模式不断创新


位于北京昌平新城,总投资超50亿元,总建筑面积达31万平方米,未来可容纳3000户居民入住的都市高品质医养社区——泰康之家燕园自2015年开业以来入住率就居高不下。


“现在有超过1000位长者居住在这里,平均年龄约80岁,有200多人有高级职称,其中有3位院士、160多位教授、多位高级工程师和研究员。”燕园养老社区总经理葛明介绍。


记者了解到,社区的房间里都能看到拉绳报警装置,至今已有300多人次拉绳,有效抢救120多人次。




北京邮电大学教授章继高是高品质医养社区泰康之家燕园的首批居民。本报记者邰思聪摄


1933年出生的北京邮电大学教授章继高是中国电接触学科的开拓者之一,是2016年6月26日入住燕园的第一批居民。阳台上,还摆放着他2007年获得IEEE霍姆科学成就奖的奖状。


“三餐不用管了,家务活也解放了,有事就找‘管家’。”章继高的老伴、曾在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任教的李蘅教授笑着说。


李蘅还参加了社区合唱队:“29个人,80岁以上的10多个,最大的89岁了,大家生活在一起,不会有寂寞感、孤独感,老人很怕孤独的。”


业内人士指出,燕园这样的养老社区门槛相对较高,为一部分高收入人群的养老提供了选择。


“泰康的定位不是奢华,而是高品质养老。”刘挺军说。目前,泰康已在全国12个城市布局以大规模、全功能、医养结合、候鸟连锁为特点的现代化高品质医养社区,规划超2万户养老单元,可容纳约3万老人。


在朝阳区双井,与三环路一墙之隔的恭和苑,是一群老人共同的家。恭和苑是乐成老年事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成养老”)建立的第一家经营性养老机构。乐成老年事业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曹静说:“最有尊严的养老方式究竟该是怎样的状态?是远离都市熟人圈,在清净山林里由人照料直至终老,还是尽可能延长他们自主生活的时间,让老人过正常人的生活?我们选择后者。”


曹静介绍,恭和苑遵循“三贴近”原则选址,即“贴近医疗、贴近社区、贴近子女”,同时以“医养结合、以养为主、持续照料”为核心打造专业服务产品。


2013年,北京市政府将双井恭和苑确定为全市首家医养结合养老服务模式试点机构。随着试点的深入,运营者发现,在养老机构内部简单地设立医务室,并不能满足老年人对专业医护、慢性病诊疗、病后康复及临终关怀的多样化需求。


为此,2015年5月,乐成养老在双井恭和苑西侧,毗邻开设了兼具医疗和医保资质的双井第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通过一条风雨连廊将养老服务机构与社区医疗机构无缝连接,目前共有61名执业医师,22名执业护士,可以为双井恭和苑及周边社区老年人提供包括全科医生服务、康复服务、护理服务等3大类型服务,并与三级医院结成了医联体。


双井恭和苑院长赵婷介绍,“平日里,老人们在‘家门口’就可以开到所需的药品;有了头昏脑热一类的小毛病,也不必再去人挤人的大医院排队看病。如果医护人员进行评估后认为病情紧急,则立即启动院内120急救车,将老人转诊至周边的大医院。”


“医养结合”模式打破了资源界限,有效串联起老年人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居家服务机构、三甲医院之间的联系,既可满足老年人院后护理、日常照护的刚性需求,又可减轻三甲医院诊疗压力,丰富了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价值。


双井恭和苑凭借医养结合服务,赢得了社会各界的认可。截至2018年4月底,入住率达到99%。


北京市朝阳区民政局局长李靓介绍,朝阳区在医养结合试点上不断创新,目前已经搭建了老年人医养服务综合评估体系,为高龄失能老人家庭安装“一键智慧养老”设备,开展临终关怀机构建设试点,支持医养机构融合发展,多种形式提高医养结合服务覆盖率。


在北京,一批养老机构的健康服务功能得到增强: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底,经批准独立内设医疗机构且已经通过医保定点审定的达80家,引入医疗机构分支或经卫生部门批准内设医疗机构的63家,与周边医疗机构签订书面协议的286家。


面对庞大的养老需求,单靠政府投入显然力不从心。北京市创新机制,鼓励和支持政府出地,社会机构出资、出团队,以PPP模式运营养老服务机构。




北京恭和苑内的医生为老人做定期检查。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2017年6月,北京市首家PPP模式养老服务机构——朝阳区恭和老年公寓正式投入运营,总建筑面积两万多平方米,提供床位469张。这个项目由北京市政府和朝阳区政府提供场地,共同投资兴建。项目建成后,经政府公开招标,由乐成养老获得经营管理权。


与一般养老院不同,这座养老公寓是集养老照料、医疗康复、文娱休闲、体育健身于一体的多功能养老机构,可为入住老人提供吃、住、医、养、乐等多样化服务。公寓内设立社区卫生服务站,由医护人员24小时值守,在为公寓内老人提供医疗服务的同时,也向周边社区提供居家医疗服务。


恭和老年公寓院长谭疆宜介绍说:“公寓内的社区卫生服务站已经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医联体医院之间建立起绿色转诊通道,一旦老人发生紧急或无法处理的病症,就可以第一时间将老人转诊到大医院。而且在我们社区卫生服务站发生的医疗行为,包括上门时带有一些医疗类的护理行为,符合医保政策的是可以走医保的。”


PPP模式对养老企业无疑是有吸引力的。乐成老年事业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曹静表示:“因为设施的固定资产投资是由政府承担的,像我们这样的社会资本没有承担这方面的成本,不需要为固定资产的回收再去还本付息等,没有这方面的压力。”


“我在这一住就特别踏实,为什么?这是我自己的家。”80多岁的杨秀英所说的这个“家”就是位于东五环的乐成养老双桥恭和家园。一年前,杨秀英从一家养老院搬到这里,成了这座新型养老社区的第一批主人。在她看来,在这个社区不仅可以享受传统养老机构的养老服务、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还可以取得养老居室的部分产权,更像“家”,未来能为子女留份资产,一举多得。


双桥恭和家园是北京市首个集中式居家养老社区试点项目,在全国也是首创。


集中式居家养老社区试点模式的最大特点就是有服务、有产权。“整个社区由养老居室、长期照料床位、社区医疗空间和公共活动空间构成。每套养老居室都采用了适老化、无障碍设计。”恭和家园院长庞蕾介绍说。在这个社区,乐成养老长期持有经营占总面积40%的公共服务和活动空间,对未来的养老服务提供永续的专业经营。此外,养老居室由养老服务企业与符合条件的购买者共同持有,乐成养老永续持有每间居室5%的产权,95%份额出售给家有60岁以上老人的居民。


“这种模式打通了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相互独立的养老供给格局,其核心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共有产权房为基础,为老人实实在在的提供住、食、医、护、康、养、乐一体化服务解决方案。通过镶嵌在养老服务设施中的居室出售,让老年人在自己家就可以享受养老机构的专业化服务。预期这将成为中国老年人实现‘老有所安’梦想的选择之一。”曹静对这一模式的创新价值和推广前景充满信心。


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长李红兵评价:“集中式居家养老服务模式,吸引了社会优质资本进入养老服务业,破解了建设养老设施资本流动性的瓶颈,有效解决了社会群众多元化多样性养老服务需求。”


在京郊农村,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步伐也在加快。


昌平区史家桥村69岁的赵淑冉老人老伴和儿子均已离世,她与上大学的孙女孙金艳相依为命,低保是主要生活来源。她的膝盖做过手术,不能长时间站立。孙女非常孝顺,但不久后也将立业成家。


孙金艳说:“奶奶每天都只能在院子里走一走,从来不出院门,每天我出门以后她都把大门反锁,回家的时候都要提前打电话叫奶奶开门才能回到屋里。”


史家桥村副书记崔淑芝介绍,像赵阿姨这样的现象村子里不在少数。村子720人中有120人左右是老年人,儿女会把老人放在家中照料,但上班时间许多老人只能自己反锁在屋中,平日里陪伴老人的主要就是电视。


好消息是,距离史家桥村不远的阳光之城养老院,被昌平区政府定为区域养老照料中心,为周边10个村的老年人提供上门居家服务、老年人的日间托管和短期照料等服务。


阳光之城养老院院长龚晓燕介绍,作为附近唯一一家养老照料中心,村子里的老人大多不太能够接受住养老院的方式,所以上门服务也成为养老院服务周边老年人的一种重要方式。


在赵淑冉老人家中,记者看到,4位平时在养老院为其他老人服务的护理员,有的拿着拖把打扫卫生,有的在为老人测量血压。


为帮助农村人口实现居家养老,北京市鼓励村民以自有住宅和闲置房屋兴办农村幸福晚年驿站,设置就餐服务、健康指导、呼叫服务、照料服务、休闲娱乐五个功能,并将与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建立绿色通道,医疗机构将为驿站内老年人就医提供便利。


预计到2020年,北京市将建成458个农村幸福晚年驿站。参照城市驿站建设支持政策,政府将根据驿站具体规模给予平均30万元的一次性建设支持和设备购置支持。


“我们2016年就有了一张老年人口热力图,显示1平方公里的老年人密度,老年人口的分布有了形象的底数。”李万钧说,有了这张图,北京应对人口老龄化,也可以像“精准脱贫”一样进行,全市要实现85%以上的老年人真正被养老驿站覆盖。


“三老”应和“三农”相对应

积极应对老龄化的八点建议


养老创新模式迭出,政府及时跟进扶助,“北京应对老龄化的努力与探索,将为其他城市提供借鉴。”李万钧说,一些经验可以复制,比如,北京市委、市政府将老龄化工作作为综合性民生事务予以高度重视;二是立法推动,如出台《北京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三是就近支持体系的形成,以需求为牵引,整合资源,把身边的床变成养老的床。


记者调研发现,尽管取得了一系列成绩,面对人口老龄化,北京仍然面临多重困难。应对人口老龄化,从北京到全国,都亟待在几个方面予以加强:


首先,真正从战略上高度重视人口老龄化问题,加强规划和顶层设计。


中国的老龄化是“痛并快乐着”的一个过程。老龄化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显著标志。“逝世一个老年人相当于我们丢掉了一个图书馆。”李万钧说,“老龄人口同样是我们的财富。”


北京市卫生计生委主任雷海潮表示:“不能将老年人看作是社会供养的人群而漠视了他们的活力和价值。健康老龄人群的作用要发挥好,这样不仅能减轻社会压力,更有助于社会稳定。”


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多年前就将老年人口的管理纳入处室职责,整合成立了老年与妇幼健康服务处,在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的姑姑94岁,姑父98岁,他们没有子女,我照顾他们。我常说他们是我的‘实验室’,通过多年照顾,才知道老年人原来有这么多的需求。”李红兵说,“只有打开老年人家里的大门和老年人的‘心门’,才能够真正挖掘出老年人的刚需。”


“面对老龄化形势,我们现在的政策必须从长计议。”李万钧说,比如交通信号灯就得重新设计,变灯节奏得适应老年人过街的节奏。


“我们的观念要改变,‘三农’是基础性问题,那么老年人口、老龄产业和老龄化社会这‘三老’,是不是可以和‘三农’相对应?”李万钧说。


顶层设计一旦确定,对养老的支持政策如何有效传递,使养老从业者和老年人受益?行业协会的桥梁纽带作用不容忽视。2018年6月5日,北京养老行业协会完成换届,选举产生了以倪浩华为会长的新一届协会理事会,北京市民政局希望协会为打造养老服务的北京品牌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其次,应对人口老龄化,应该进一步聚焦“失能老人”。


“失能老人”,是老龄人口中最需要关爱的部分,也是养老“难题中的难题”。对于失能老人,我国有一套专业的评估体系。“简单地说,你自己能不能洗澡、上厕所、穿衣服吃饭、在室内自己走动移动等6项能力中,只要有1项老人不能独立完成,说明其能力开始受限,这些老人才是‘特刚需’。”李万钧介绍,超高龄老龄人口将会越来越多,失能老人也将同步增多,进一步聚焦“失能老人”,谋划养老服务时必须未雨绸缪。


第三,加大养老护理员培养力度,提高待遇。


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的金融街养老照料中心内,有的老人长期卧床、无法正常进食,有的老人由于腿脚问题行动不便,需要依靠轮椅助行,一批“90后”护理人员在为老人提供服务。


照料中心负责人高敏介绍,包括自己在内,护理员都是从职业院校养老护理专业学习养老服务与管理专业毕业,是老人们的专业护理师。


像高敏这样的年轻护理员在北京也属少见。据统计,目前北京市持有护理员资格证的护理员约7000名。而截至2017年底,北京已建立16.48万经评估认定为失能老人的数据库,按照国际公认的3名失能老人配备1名护理人员的标准计算,北京市护理员的缺口很大。


对于养老机构和选择居家养老的老人而言,护理员能覆盖的范围同样有限,数量更是供不应求。


护理人员的薪资标准不高,也是限制年轻人从事这个职业的关键因素。在北京经营多家养老机构的北京首开寸草养老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小龙说,养老机构在用人待遇和收取老人的养老费用方面有一定矛盾。


据介绍,北京市也在不断加大对养老护理员职业培训的支持力度。2015年9月,乐成养老承办北京市养老服务职业技能培训学校,依托朝阳区劲松职业高中校区,建立了全市养老人才教育培训基地,已举办培训班35期,培训护理员3500人。“我们将积极筹建以产教融合为特色、以师资培养为重点,产、学、研相结合的健康养老高职院校,为北京市培养高精尖养老服务人才。”北京养老服务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校长张龙表示。


第四,吸引更多社会力量投入养老。


今年4月,北京市民政局表示,全市仍有114个街道乡镇没有建立相配套的养老服务机构,呼吁有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养老事业中。


“北京国企有大量存量资产,应该加快老房子的改造,鼓励民营资本在社区建立养老服务机构。”刘肖表示,北京市应积极发挥国企的引领作用,加强和社会力量的合作,参与养老事业。


李万钧也表示,养老业具有一定的公益性质,在盈利能力、回本周期等方面不具有优势。建议对从事养老的国企在盈利指标、国资保值增值考核等方面进行调整,鼓励国企参与养老业。


第五,推出“生育福利包”,刺激和提高生育意愿。


在携程,高度重视人口问题的梁建章推出了一些鼓励员工生育的举措,如向生育后的女性员工发放生育礼金和补助,孕妇乘出租车可向公司报销等。


“‘老龄化’是个渐变的过程。”雷海潮说,针对生育意愿较低问题,应尽快提供更多的生育福利和生育便利,保障生育权利。“比如,可以借鉴一些国家的做法,保障父亲的生育假期。”


第六,加快适老化改造和无障碍环境建设。


对于老人而言,无障碍范围决定老人的行动半径。几位受访者都呼吁加快无障碍环境建设步伐。


“老年人到了真正的失能、半失能或者部分失能时,需要家庭的无障碍化、适老化,出行半径的无障碍化。”李万钧说。


低收入家庭若无法承担家庭无障碍改造,可对其家庭能力进行评估后,通过公共财政、社会慈善或企业社会责任进行支持和保障。“等到老年人真的摔倒了再花大把的钱去治疗,倒不如提前拿出资金做预防。”雷海潮说。


雷海潮举例,老年人的视力随着年龄增长逐渐下降,由于室内灯光昏暗,杂物较多,容易引发绊倒摔伤:“只要我母亲在北京住,我睡前一定会将室内的鞋和杂物归置整齐,给老人的活动空间‘扫清障碍’,还在客厅或走廊给她留一盏灯,以防她起夜时由于光线不足而影响活动。”此外,他建议食品、药品等说明书的字体应加大,以免影响老年人辨识阅读。


第七,加快培养基层全科医生护士。


“现在真正能入户为失能老人提供家庭病床服务、打针服药服务的,能有多少?应该大力加强家庭医生服务,加快培养全科医生护士。”郁治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加强顶层设计,大力加强志愿服务队伍建设,利用市场机制,建立激励机制。


第八,改革支付体系,促进医养结合。


“要充分依靠支付体系引导服务体系结构的调整。国外研究表明,在疾病预防和康复上投入1元钱,能节省医疗花费8元钱。”


采访中,作为经济学博士的刘挺军反复强调改革支付体系的重要性,“要站在人口老龄化和疾病谱系转变的角度,结合医疗和养老完整地看待医养健康服务和支付体系的发展。”


“百年大计,从长计议。”李万钧说,“若把老龄化称之为一场战役的话,我认为目前才刚刚打响,北京从各个方面都要进一步做好准备。”


北京养老:问题与改革并存


通过衡量全国655个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地级城市、县级城市养老保障水平与养老负荷水平之间的相对关系比,蓝皮书对各城市养老水平进行了排序。其中,北京市的养老指数在四个直辖市中排在第一,在综合排名中排在了第十一位。


自从丈夫患病后,王兰(化名)再没过过一天踏实日子。


丈夫随时可能倒下的恐惧时刻伴随着她,堆积的家务又逼得她不得不离开丈夫的身边。她失去了所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开始大量脱发,甚至出现抑郁症状。最终,压力击溃了她:“我的女儿在国外工作,儿子在大学教书,我不想影响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我就和我的孩子们说,我想住进养老院。”


2016年11月1日,80岁的王兰和丈夫一同住进了老年公寓。


“这是我生活的一个转折,我现在终于能够解脱了。”王兰说道。她的丈夫被安置进护理区,24小时有专人看护,“这里有人照顾他,比我还专业,也不用我来做饭、收拾家务了”。


如今,王兰和老年公寓里的其他老人一块组建了舞蹈队,每日练舞,还在公寓的联欢会上演出,“我的朋友们都说,过去的我又回来了。”


像王兰一样的老人不在少数。随着社会医疗水平的提高,北京老龄人口数量逐年增多,而老年人口抚养比也伴随着35年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持续走高。据北京市统计局统计,截至2016年底,全市共有常住老年人口348.4万人,老年人口抚养系数(按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抚养老年人口计算)已达0.218,这意味着每1名老人需要依靠5名具有劳动能力的人抚养。


图:2012-2016北京市60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与老年人口抚养比

老龄化趋势的增强让“养老”成为了北京民众关注的一大民生问题。如何实现“老有所养”,为老年人提供更好的养老服务也成为北京市政府工作的主要内容。


2009年,北京市民政局、规划委发布《北京市养老服务设施专项规划》,提出“9064”养老服务发展目标,即到2020年,全市90%的老年人在社会化服务协助下通过家庭照顾养老,即“居家养老”;6%的老年人通过政府购买社区照顾服务养老,即“社区养老”;4%的老年人入住养老服务机构集中养老,即“机构养老”。


其后,系列政策频发。与之相应,近五年来,北京市政府在养老财政投入也基本呈上升趋势。到2017年,北京市政府的养老财政投入已到达12.81亿元,是2013年财政投入5.6亿元的2倍之多。


图:2010-2016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及养老次数以及养老财政投入




“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是“9064”养老服务发展目标设立时的构想,但在实际操作中,这三者往往无法完全分开;社区养老和居家养老在功能上更是存在交叉:对居家养老而言,社区养老服务是居家养老服务的重要支撑。就此,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吴玉韶提出了新养老模式的构成设想:居家养老应处于重要的位置,社区养老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从2012年至2016年,在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中,“养老机构”和“居家养老”也是谈及“养老”时被提及较多的两部分。


图:2012-2016年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养老相关词频统计




可以预计,机构养老和居家养老将成为北京主要的两种养老模式。但现今,它们仍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一、“住不满”的养老机构


据北京市民政局数据,截至2016年底,北京市共有收养性养老机构床位93305张,仍未满足政策所提“4%的老年人”,即13.936万老年人入住养老服务机构集中养老的需求。


伴随着养老需求的上涨与养老床位的缺口,北京养老床位却不像常人以为的一般“一床难求”,而持续呈现着低迷的入住率。2016年全市养老床位入住率仅有不到40%,甚至低于2012年42%的入住率。


矛盾的背后,是什么阻碍了老年人的机构养老之路?


分布失调:一床难求与床位空置


北京今年的秋天来得早,香山的红叶已漫山遍野。


住在北京市海淀区香山老年公寓的侯奶奶笑着说:“我住在这家老年公寓,是因为这里的空气很好,环境很漂亮,香山就在旁边,我没事就会去香山公园散散步;而且离我们家近,我偶尔就会回家看看。”


侯奶奶住的香山老年公寓有400多个床位。据老年公寓社区活动部负责人张先生介绍,这里的床位已经被住满,“而且现在每天都还有人打电话过来咨询,预约床位”。


但并不是所有北京市的养老机构都像香山老年公寓这般“一床难求”,在北京的一些城区,“床位空置”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一床难求”与“床位空置”矛盾背后是北京市各城区老年人口和养老床位比例的失衡。


北京市各城区的老人人口数与床位数大致呈现由中心向周边城区递减的趋势。位于市中心的东城区的老年人口数与床位数的比例是9.92:1,换句话说,就是将近10个老人只能共用一张床位,供不应求;而与之相反,远离市中心的房山区、大兴区、平谷区、延庆区和昌平区的老人人口与床位数的比例则都低于1,这意味着在每个老人都拥有一张床位的情况下还有多余的床位,实质上是供大于求。


乐老汇养老中心居家服务项目经理王女士曾提起过这个问题:“北京养老机构的入住率确实是存在地区差异的。郊区地价比较便宜,所以开办养老机构的成本较低。而位于市中心的地价是寸土寸金,养老机构的经营成本大,因此在规模和数量上会比较少。”同时,距离也是老年人选择养老机构的一个考虑因素。老年人会选择在离家较近的地方养老。因此对居住在市中心的老人来说,专门跑去郊区养老也缺乏一定的现实性。


图:2016年北京市各城区老年人口数与床位数比例分布图




数据计算方法:根据北京市养老的“9064”模式,用各城区4%的老年人口数比上各城区现有的床位数,得出比值。


对此,北京市民政局发布了《北京市公办养老机构运营体制改革情况普查报告(摘要)》和《北京市养老机构入住率调查研究报告》,提出北京市公办养老机构在转型过程中,应优先解决核心功能区养老服务需求:采取以城市为中心圆点,以梯度往外、吸引渐强的政策补贴支持方式,让老年人基于价格机制进行消费决策,有序引导中心城区老年人入住非核心功能区养老机构,协同解决“一床难求”与“床位空置”问题。


服务薄弱:护理缺口与医疗不足


近年来,北京市的养老财政投入逐年增加,养老机构的数量也有所增加,但养老机构护理人员仍存在较大的缺口。而对很多老人,尤其是失能老人来说,护理人员对他们的养老生活质量有着很重要的影响。


75岁的侯奶奶是为了陪伴患脑血栓的老伴住进养老院的。年长的她已不能单独靠自己的能力来照顾她的老伴。“我最看重的就是他们的护理质量,我想让我老伴再舒服地多活几年,多陪我几年。”


2015年,北京市出台并实施了《北京市养老服务机构服务质量星级划分与评定》,其根据养老机构的“总床位数”、“工作人员数”、“护理人员数”、“护理人员与老年人比例”将养老机构划分为五个星级,星级越高,则代表养老机构提供的服务越完备。其中一星级到二星级要求护理人员与老年人的比例应达到1:6-7;三星级为1:4-6;四星级为1:4,而星级最高为1:3-4。但截止2016年底,北京市护理人员与老年人的比例仅为1:5左右,总体仅达到三星级的标准。


数据计算方法:将截至2016年底的北京市在岗持证护理人员数量(7000人左右)比上养老机构老年人在院数(37058人)


“护理人员少是一个问题,但同时护理人员也呈现出年龄较大的趋势。像我们的养老机构,我们的护理人员大多数是四五十岁了。大多数年轻人好像不太愿意干这个活,觉得护理是比较辛苦的工作,尤其是照顾一些失能老人。”乐老汇的居家项目负责经理王女士的话语中透露着一丝担心。


与护理相对应,养老机构能否提供医疗服务以应对一些突发状况也是老年人及其家属考虑是否住进养老机构的重要因素。但在北京,目前配备医疗服务的养老机构还是少数。据北京市养老地图数据统计,全市仅有30%的养老机构配备了医疗服务,而超过一半的养老机构在医疗服务方面是空缺的。缺乏医疗服务便可能成为了一些老年人不愿住进养老机构的原因。


根据《北京养老产业蓝皮书》,养老机构医疗服务的缺乏是由多方原因造成的:首先,医疗护理市场准入门槛高。医疗护理具有较强的专业性,从业人员一般需要具备专业的医师或护士资格,机构开设的门槛相对较高。此外,养老机构对医疗护理的要求更高。由于养老机构一般不具备开展医疗服务的适宜条件,意味着医护人员需要比在医疗机构工作具备更好的技术,这无疑又增大了这一服务开展的难度。


二、还可提高的居家养老


根据北京市“9064”的养老服务模式,除了“机构养老”外,占据最大的比例养老方式是“居家养老”。居家养老模式的提出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相较机构养老,居家养老考虑到了老年人口与机构床位供给的矛盾,同时也遵循了大多数老年人意愿。无论从传统文化观念,还是从生活习惯等方面考虑,在可能的情况下,老年人都会选择在家中养老。


从北京迄今为止的政策出台情况和实践历程看,居家养老服务的重要性日趋增加,自“十二五”后期开始逐渐成为北京市构建养老服务体系中的核心部分。但目前,北京的居家养老服务仍遭遇瓶颈。


《北京市居家养老发展报告(2016)》(以下简称《报告》)提到,北京市在居家养老服务需求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较低的知晓率以及需求率和使用率之间存在差距。通过对朝阳、石景山、东城、丰台和海淀五区中1000名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的调研,老年人对下表所列的十项居家养老服务的知晓率都低于50%,其中“陪同看病”的知晓率仅为11.0%。较低的知晓率,构成了老年人释放潜在需求、实际使用居家养老服务的首要障碍。同时,下表所列的十项居家养老服务在需求率和使用率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其中上门诊疗和陪同看病这两项差距最大,差距值分别为3.7%和2%。



此外,北京的居家养老服务成熟度水平依然较低。大部分提供居家养老服务的企业的就业人员以40岁以上的外来务工妇女为主,月工资水平在3000-5000元,只受过简单的培训。




上海与北京的情况类似,上海市民政局社会福利处副处长张凡提到,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有几个原因:一是工资待遇低,不少护理员的收入和上海市最低工资差不了多少,因而留不住人,流动性大;二是社会对这个行业认可度低,年轻人不愿意做;三是工作条件差,服侍老人总免不了脏臭,一些人心理上难以接受。


“居家养老”是北京关注的核心养老问题。针对护理水平问题,2016年末,北京市已认定10家居家养老护理员定点培训机构,编制居家养老护理员培训教材,培训居家养老护理员225人,同时,北京也通过引入专业社工,扶持专业社工机构来提高护理人员的护理水平。


养老是一项长期的民生工程,而北京市政府也正通过改革努力解决现存养老问题。


根据“中国老年人政策进步指数2017”,2016年,在除港澳台外的全国31个省份和直辖市中,北京以其突出的政策创新在政策进步指数中次于上海,位列第二。正如香山老年公寓社区活动负责人所说:“以老年人为本,为老年人提供更好的服务,是我们一直工作的目标。”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本文由重庆养老专业服务商——汇橙养老为您整理,呈现。